洋关码头位于南宁堤路园，是民国时期南宁最重要的交通关口。、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雷经天、莫文骅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满怀着红色激情，踏上南宁这片土地，创造一番红色事业。

  今天，已不见当年火轮竞渡、人马喧嚣的模样。2007年3月，南宁市“洋关码头百年纪念雕塑”建成。一组全长45米，最高处3米的浮雕记录了南宁市开埠百年的沧桑与巨变，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一道雕像墙， 一个小广场，一片小天地。东方欲晓，晨曦初露，映着江边的雾气，这一道历史墙，在人们晨练回眸一瞬间，或在孩子的嬉闹声中，似乎穿越了百年，唤起我们的历史记忆和红色荣光。

  南宁，一座充满南方气息的城市。她北倚昆仑关，南望北仑河，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南疆边陲重镇。在政治、军事上，她曾经演绎过不少惊天动地的故事。

  南宁的历史积淀虽然无法与那些名城大都争长短，但也有自己的辉煌。东晋大兴元年（318 年），从郁林郡分出晋兴郡，郡治设在晋兴县城（即今南宁），这是南宁建制的开始，距今已有1700 余年的历史。贞观六年（632 年），南晋州改称邕州，为邕州都督府，这是南宁简称“邕”之始。泰定元年（1324 年），邕州路改称南宁路，取南疆安宁之意，南宁得名始于此。南宁曾为广西省会，1936年广西省会迁至桂林后，南宁为邕宁县县治。

  从1907 年南宁开埠到2006年中国东盟建立对线 周年纪念峰会在南宁举行的100年间，三位伟人与南宁有缘。1921 年孙中山到南宁筹划北伐；1929 年领导南宁兵变；1958 年同志两次冬游邕江。在第一次到南宁的63年之后，在邕江的下游珠江，演绎了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春天故事。也许是一种缘分，也许是一种巧合，时间正好是1929 年的后两位数字位置调换后的神奇年份1992年，创造了两个值得历史记忆的经典瞬间。

  一艘从梧州开往南宁的小客轮，在邕江北岸的洋关码头靠岸（另一说是从越南到南宁）。船舱里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他，就是年仅25岁的中央代表。离别心爱的妻子，从上海经过长途的劳累，第一次踏上南宁的土地。此时化名邓斌，在特科人员龚饮冰陪同下，披着千里风云，从上海经香港、梧州来到祖国边陲南宁。

  他此行的任务主要是在俞作柏、李明瑞等广西上层人士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全面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工作。和同行的有龚饮冰。龚饮冰这时在中央特科工作，他此行是负责党中央与广西党组织的联络。

  南宁是广西的一座著名的古城，一条邕江弯弯曲曲地绕城而过。《词源》里说“邕，城郭四方有水，自邕（壅）成池者是也。”广西省政府设在江北，自然地达官贵人、富豪乡绅、大商号、金铺、布店云集之处。而江南的地势低，只有些穷苦人的矮房破屋，零零落落地分布在菜地和鱼塘之间，倒是显得安静。

  没有去城北的中心，也没有住进宾馆，而是来到位于南宁南门外通往海关的大路东侧（今中山路）的一座普普通通的两层砖木结构的民房。这座民房的一层，是铺面，没有油过漆的门板因风雨剥蚀和阳光暴晒而变得灰黑，深深地显现出斑驳的木纹。一块“光昌号汽灯店”的招牌挂在木门旁，招牌旁的青砖墙上写着褪了色的黑字：修理、出租汽灯。店内有各式各样的汽灯。这个普通的小汽灯商店的老板就是广西特委负责人，“光昌号汽灯店”也就成了当时广西特委机关所在地。

  在“光昌号汽灯店”，与雷经天接上头，两双紧握的双手，久久停留。在南宁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做俞作柏、李明瑞的工作，同时领导整个广西党组织的工作。当时组织虽然能在南宁半公开地活动，但党组织还是秘密的，党员之间只能单线联系，因此的身份只有少数干部知道。

  1925年的10月，在广西梧州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省委派廖梦樵、邓拔奇等到广西，组建广西地委。1928年初，广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将广西地委改组为特委，并派干部到广西恢复党组织的工作。11月，由于叛徒出卖，临委机关遭到破坏，广西党组织的工作遭受严重的损失。1929年1月广西省委成立，但这时在广西的“全部工作已经停顿”，“各地党部多数失去了联络”。随后广西省委改为特委，隶属于广东省委领导。

  为了加强党对农动的领导，在广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的带领下，先后到南宁郊区的农村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考察当地的农动。经过广东省委同意，广西特委在的指导下，1929年9月10 日至14日，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了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南宁、梧州和左右江等地的19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会上，广东省委代表贺昌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大会传达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确定今后的斗争任务和策略。会议一致通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或称《中国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会议还选举产生了新的广西特委。

  经过努力，广西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得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恢复。到1929年10月，广西全省已健全的县委和特别支部有九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有五个。在南宁市已建立轮船、汽车、机关等行业的10 个支部。全省已有员420 人，团员130 人。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和凤山县农民自卫军已发展到2000 多人。向都县成立了农军总指挥部，有1000 多人枪。那马、龙茗、思林等县农军先后举行了起义。

  广西地处中国西南边陲。1925年后，广西一直由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集团掌控着。1929年3月爆发了蒋桂战争。6月，这场战争以新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俞作柏是大革命时期广西的领袖人物，李明瑞也受影响同情人民革命。他们倒桂前后通过党员陈勉恕联系，主动要求派干部到其军政部门协助工作，共同反对蒋桂军阀。中央便利用这一机会，先后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贺昌、张云逸、陈豪人等40 余名干部，通过种种渠道进入广西，与已在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等同志一起，开展革命斗争工作。

  找来时任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的陈豪人和广西特委领导等一起研究广西的政治形势，认为俞作柏、李明瑞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需要的帮助，则能够最终靠与俞作柏、李明瑞合作的形式，借机渗透俞作柏、李明瑞军队，用统战方式，逐步改造俞作柏、李明瑞军队，最终达到掌握自己武装的目的。深思熟虑的，把领导广西党组织的主要工作重点锁定在对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上。

  俞作柏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能征善战的旧军队将领。而他面前的中央代表，尽管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他的成熟、稳健、敏锐、所表现出的政治水平，赢得俞作柏由衷的信服和尊重。

  到南宁后，得知党组织有一批干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被捕后还被关在狱中，即通过关系向俞、李提议释放这批人并加以任用。俞作柏欣然同意这个提议，将被关押的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通通释放并让他们在政府机关中任职。罗少彦、何健南、甘湛泽、莫文骅、吴西等就是这时被释放开来的，这对于恢复广西地方党组织起了很好的作用。

  还提议，要清除广西各级党部中的蒋、桂势力，换上拥护新政府的人，这自然也是符合俞、李心愿的。俞作柏即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通令解散广西各级党部，并对恶迹昭彰的“清党” 委员和反动分子加以逮捕，使广西的反动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经推荐，俞、李任用了不少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如在大革命时期搞过海员工会工作的张子宪，在邕宁搞农运的莫俊峰，开设进步书店的赵子美，以及陈立亚、梁天梦等，分别被任命为县长、公安局长或省政府的科长。但这项人事上的除旧布新工作还做得不彻底，蒋、桂余留的势力一时未能完全清除，蒋介石派驻广西的坐探郑介民还留在省政府任委员，这成了后来破坏俞、李反蒋的隐患。当时，在等同志的推动下，俞、李还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扶助农工”和“必须唤起民众”的宗旨，开放工农运动，支持恢复工会，成立农会，武装左右江的农民自卫军。给韦拔群的东凤农军发了步枪200多支，在南宁进行训练。

  在的指示下，陈豪人和俞作豫（俞作柏的胞弟、员） 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与社会关系，说服俞、李同意把新编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交给张云逸、徐开先、俞作豫等人掌管、整训。这时，李谦、李朴、许卓等一大批员、共青团员也到达南宁，并经过陈豪人、俞作豫等人从中斡旋，顺利进入俞、李主政的广西省政府和军队担任要职。

  为了加强教导总队党的力量，将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干部，大部分都分配到教导总队。教导总队共有3个营9个连，1000多名学员。广东省委派来的100 多名工人、学生党员安插到教导总队的各个连队当干部或学员，有些党员则安插到总队担任政治教官等。各连队还秘密建立了组织，经常向学员进行政治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使连队的政治气氛极为浓厚。对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则采取调虎离山或明升暗降的办法，剥夺其指挥实权。教导总队名义上是训练军官，为广西的部队服务，实际上成为广西党组织改造旧军队、培养革命骨干，为建立革命武装作准备的一个基地。张云逸、李谦担任正、副大队长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是李明瑞来广西后收编游杂武装和散兵游勇组建起来的。根据的指示，张云逸等对警备第四大队进行了有效的改造工作。第一，迅速撤换反动旧军官，把三个政治上反动的营长调到训练处去，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然后，派党员干部去任营长，九个连的干部都换上了员。另外从教导队调来100多名员干部充实到营、连各级岗位上，在连队建立了党组织。第二，对士兵进行民主革命教育，提高政治觉悟，在各个连队都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加紧发展党员工作，两个多月内就发展了300多名士兵入党，从而把这支部队牢牢地掌握在党组织的手里。还从社会上招收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1000多人充实部队，把一些成分不好、表现差的调去教导总队学习，改造不过来的调到别的部队去。经过整顿，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改掉了往日涣散的土匪、兵痞习气，呈现出训练有素、令行禁止的新风貌。

  在中国人的影响和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支持恢复工会、成立农会，武装左、右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并对一些地方政权做改造。俞作柏还根据等人的推荐，委任一批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使得左右江20多个县都由人或进步人士所执掌。俞作柏、李明瑞还支持农民武装，将东兰县农民武装革命军命名为“右江护商大队”，并拨给几百支枪以示支持。当时的反动势力惊恐万状，惊呼：俞作柏、李明瑞返桂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已成为之西南地！”由此可见的工作卓有成效。

  1929 年秋，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写了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

  一踏上广西土地，似乎就觉察到广西政坛的风云变幻。如何在复杂的政局中把握大局，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成为考验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的试金石。

  然而，此时远在上海的中央却由于对广西的情况缺乏实际了解和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广西有利的形势，特别是对俞作柏、李明瑞的进步倾向作出错误的判断，对领导下的广西党组织的工作提出了错误的批评。10月8日，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说：

  目前两广尤其在广西的工作形势中，一方党的群众基础还不宽广，另一方广西党部却多多少少对于广西军阀政府的设施已存有幻想，不管现时广西军阀口头说得如何漂亮，对群众表示得如何好，只要群众的革命斗争一起，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一起，凶恶的军阀原形将必要暴露。

  信中还提出广西党组织目前工作中存在着种种危险，“党的指导机关中已伏下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极值得予以“最严重之注意”。强调：反改良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两广局势中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要严防党内右倾的发展与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的发生。10月30日，广东省委在给广西特委的信中，再次对广西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

  理论精髓是实事求是。当年在南宁，就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根据广西的详细情况，否定了广东省委制定的打击俞作柏、李明瑞的工作方针，提出团结俞作柏、李明瑞，做上层的统战工作，与桂系中的顽固派、改组派和亲蒋分子作斗争，趁机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在的策划下，员掌握了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的指挥权，以及南宁市公安局的部分实权。并调集东兰、田阳的农军到南宁整训，配备武器弹药。当时的南宁，成了积蓄革命岩浆的热谷，随时准备喷发。

  面对党中央的批评，等坚持从广西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考虑问题，始终认为：俞作柏、李明瑞虽是军人，但与蒋介石和新桂系不同，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可通过，对他们一切进步的行动应该给予支持；党与他们之间对革命有利的关系应当坚持和发展。正因为等没有盲从党中央的错误批评，使得广西党的工作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而是继续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执政不到3个月，屡受蒋介石钳制，蒋还以“升迁”为名，想解除他们的职务，俞、李早就对蒋不满。在汪精卫派来的代表鼓动下，1929年10月1日， 俞作柏、李明瑞不听组织的劝阻， 在南宁跑马场宣告反蒋，出兵广东、湖南，夺取地盘。、张云逸等以教导总队、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应加紧训练和保卫后方安全为理由，向俞、李建议，将这三支部队转入战争状态留守南宁。俞、李接受了、张云逸等人的建议，委任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还接管设在南宁的军火库等机关。预见到俞、李仓促反蒋，必败无疑，为避免苦心经营的兵运成果毁于军阀混战，在多方劝说俞、李无效后，领导广西党组织果断地做出应变准备，一旦俞、李反蒋失败，就将党领导的武装撤往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左右江地区。正如所料想的那样，不久俞、李举兵反蒋，但终因哗变等种种原因而失败，俞作柏出走香港，李明瑞撤至左江龙州。敌人兵临城下，南宁岌岌可危，广西的形势急转直下。山雨欲来风满楼。1929年10月12日深夜，广西教导总队发生了亲蒋分子企图分裂队伍、拉队投蒋的叛乱事件。处变不惊，指挥若定，与张云逸等人平息了叛乱。同时，做出一个英明的决策：从13日起，把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分批、分期撤往左右江；派人护送俞、李随队到龙州，团结俞、李，争取把他们引上革命的道路。

  14 日清晨，邕江洋关码头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佩戴红袖章的工会会员和农军，正在紧张而有序地往船上装运、弹药等物资，做撤退前的最后准备。当朝霞映红邕江水面时，在“革命万岁”的欢呼声中，、陈豪人率撤退的党员、团员站在船头，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一艘艘满载士兵和军用物资的汽轮驶出码头，向右江驶去。这就是史称的“南宁兵变”。

  选择落脚右江地区，还在于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这里是广西土地革命和革命武装斗争开展得比较早的地方。特别是，农民领袖韦拔群率领的由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群众组成的一支农民武装，长期活跃在这里。

  就在和张云逸率部进入百色前后，韦拔群于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率领东兰、凤山农军1000多人，首先攻占东兰县太平区和武篆区，随后又兵分三路攻下东兰县城，赶跑反动县长，推翻县政府，并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迁入县城办公。

  “南宁兵变”，催发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成立了红七军、红八军，这也成为军事生涯的辉煌起点。

  “南宁兵变”是根，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果。“南宁兵变”，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一缕曙光。

  “南来又见英雄树，劲挺枝头已着花。”这是郭沫若到南宁写的第一首诗。自1929年坐船离开后，再没有重返南宁，但他播撒的革命火种，没有随着邕江水流走，而是给予了邕城更多的红色文化基因，并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灌注这个南方城市开放和包容的新的大乘气象。